毛泽东与汪东兴、吴旭君在天安门城楼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随着列车即将抵达丰台，毛主席下令列车在此停靠。随即，他指示汪东兴拨通中办值班室，命令他们即刻通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速至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
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
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
尽管李德生等高级将领尚且未能识透庐山的真实面貌，他们却迅速完成了部署。
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913事件。
1937年春，毛泽东与抗大部分学员合影。前排右四为林彪(时年29岁）
38军是解放军有名的王牌军，作为战略拳头，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捍卫国家的一支举足轻重的主战部队，备受各方面的关注。作为四野的“头号尖兵”，它也是林彪一贯看重和作为嫡系的部队。
自38军成立以来，其军长一职始终由四野的杰出将领出任，这无疑意味着这些军长与林彪将军关系深厚，他们皆是林彪所信赖的猛将，诸如梁兴初、刘贤权、邓岳等人。
但是，1964年8月，毛泽东突然一纸命令打破了这个传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令64军军长李光军调任38军军长。
李光军，一位历经沙场磨砺的杰出将领，其职业生涯始于第21军，后辗转于第54、第39、第64军。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他始终坚守前线，指挥部队英勇奋战。他所率领的部队勇猛无畏、智勇双全，敢于迎难而上，无论是硬仗还是恶仗，均能攻守兼备。然而，李光军并非林彪所声称的“嫡系”，因此，他自然成为了林彪等人眼中亟待铲除的“眼中钉”。
1967年8月，李光军在北京参加会议。一次，一个群众造反组织在某驻军大院召集大会，批斗彭德怀等10多名高级将领，这些人多数是平江起义和从38军出来的将领。中央文革小组要求驻京部队大单位领导及在京开会的军以上干部参加，李光军几次接到通知，但都拒绝了。
于是，便有人公然散布流言，声称38军系彭德怀在志愿军内部所标榜的“黑线部队”，而李光军则是彭德怀一派的人物。
某日，一伙人突至保定，点燃火种，张贴巨幅标语，对38军进行指责，事件迅速升级为激烈的武斗。38军随即派遣部队前往现场进行干预，成功收缴了大量武器，从而有效遏制了流血冲突的蔓延。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赶到保定，周游河北，大讲“大联合”“拥军爱民”，暗中企图改组38军，并指令38军参加镇压群众活动。
李光军紧急召开军党委常委会议。在会议上，他郑重表示：
“我部38军肩负的重任，便是随时准备完成中央和中央军委交付的战略使命，而其他任务相较之下则显得较为次要。”
在党委会的集体商议之后，一致决定维护整体稳定，并拒绝执行陈伯达的指令。李光军此举，最终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1968年十月，李光军自38军调任，履新武汉军区副参谋长一职。紧接着，刘海清副军长接棒，成为38军的新任军长。尽管如此，38军内部与陈伯达、林彪的冲突并未平息，反而再次激怒了林彪。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配合林彪与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大讲“天才”，进行反党活动，被毛泽东和党中央敏锐察觉。结果，陈伯达受到全会的严肃处理。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的问题在党内传达，当晚，38军军长刘海清和政委王猛召开常委会。大家商定主动给毛泽东、党中央写报告，揭发陈伯达插手38军搞分裂的事实。
林彪对38军的不满终于爆发。华北会议后，5月23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了首都卫戍的问题：
为确保首都的安全稳定，提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地区各派遣一支独立营，负责对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进行驻守。同时，建议将38军从华北调离。尽管该部队实力雄厚，但鉴于其部署在首都周边并非最佳选择，建议将其调往他处。与此同时，可考虑派遣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部队接替其任务，以更好地完成驻防使命。
38军驻防在京畿多年，是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战略王牌。林彪却给毛泽东写信要把他们调离北京，暗示说38军“不可靠”。但是，毛泽东是信任这支部队的，没有同意。事后，林彪又找到周恩来，说要把38军调走，结果也没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在和各地区同志谈话时，他再次对大家说：“38军在批陈中带了头。”
毛泽东还说：
在批判陈的问题上，我先后投出了四枚重磅炮弹。首先配资平台网站，是针对《我的一点意见》的严厉批评；其次，是对38军报告的明确批示；接着，是对济南军区“三破三立”报告的针对性指导；最后，则是关于军委座谈会的批示，该座谈会持续了一个月，然而，我对陈的问题却始终未曾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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